在尘封的大案要案中寻找影视化改编的素材 可能性成立吗?

《除暴》小小爆了一下，在这个没有大片的11月。

以内地故事为背景的商业警匪片着实太少了。2015年的《解救吾先生》算一个，2019年的《“大”人物》算半个(韩国改来的故事错位感严重，因此只能算半个)。大约是因为统计对象不够，一向不出大错的票务数据APP也犯了难。猫眼专业版上，最初给的总票房预测是1亿出头，结果上映两天不到就给破了，又连忙调整到两亿多，接着又调整到三亿多，再到四亿。误差率超过100%，实不多见。

平心而论，在10亿+大片层出不穷的今天，这个成绩也只能算平平。但却提出了一个新类型的可能性——在港片衰颓、军事片成本高企的今天，电影人们或许可以重回八九十年代，在尘封的大案要案中寻找影视化改编的素材。

这个可能性成立吗?

堪堪及格的爆米花片
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随着改革开放深入，内地市场经济飞速发展，其间爆发了许多震惊全国的重特大刑事案件。

碍于各种限制，这些案件通常只是经过掐头去尾后，在《红蜘蛛》《重案六组》等电视剧中有所表现。余下大部分都虚虚实实混在一块，在地摊文学野史中流通。这次被搬上电影大银幕，算得上是一次创举——《除暴》中吴彦祖所饰张隼的原型，正是上世纪末湘鄂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首犯，湖南悍匪张君。

影片结构简单，双雄戏，警抓匪，不存在观影门槛。道具也都制作精良，BP机、六四式手枪、录像厅、老式警服、瓷砖泛黄的长条形洗手池等，还原了上世纪末的内地风貌。拍摄技法上，枪战场面频频用了连贯长镜头，看起来也颇流畅。

两个主演都极为优秀。有了《绣春刀》《“大”人物》做铺垫，王千源的正面动作形象已经受到认可;吴彦祖早年在《新警察故事》中的高智商反派形象令人记忆犹新，出演抢匪也不违和。

总体而言，观影体验是畅快的。但故事上，人物刻画和情节走向都充斥着硬伤，只消对故事稍稍深入思考一层，总会出现“好像有哪里不对”的感觉。

影片刚开始双线并行，推进严谨，越到后来越显力不从心。例如警察从“雨一直下的地方”推理到劫匪藏身地在澡堂。不能说完全不成立，但这是写意之笔。前面都是数字页码的写实派硬核解谜，关键的抓捕节点却如此处理，太过草率。

这种草率随处可见。比如绑匪搭档自割耳朵做替身，枪贩突然选择自杀。这些情节深究起来，逻辑都说不通，只能理解为时间到了，需要转进到新场景，于是赶紧找个理由草草承上启下。但幸而导演编剧都深得“写意”精髓，解释不清楚的地方，就尽量少说话。譬如搭档割下自己的耳朵后，只用一句“兄弟”带过——少即是多，千言万语浓缩进两个字里。观众理解到了“义气”这一层，暂时也不计较逻辑了。

类似手法，用得合理是留白，能让人回味无穷。譬如《教父》《无间道》中的暗杀情节，看似随意发生，实则都经过精心布置。用得不合理就成了故弄玄虚，差距十分明显。前者越推敲越惊喜，后者则根本经不起琢磨。

最大的毛病，还是影片三幕结构颠倒。

就一般规律，电影都是情节越发展，场面越大，最后一幕将积攒的矛盾总爆发。可本片却反其道而行之：警匪间的前几场交互，都是子弹手雷齐飞，场面相当震撼。可到了最高潮部分，却成了一场澡堂打斗。场子越打越小，令人丧气。

正反派丢下武器，最终赤手空拳相见，这是早年香港动作片的遗风。此套路成立有个前提——主角首先得是李小龙、成龙、李连杰、甄子丹、吴京才行。观众买票，就是冲着武打明星们的风采去的。而且即便如此，情节发展也要合乎情理。如《导火线》中甄子丹和邹兆龙二人先将弹夹打空，再转进狭小空间，不得不肉搏;《战狼2》也是将导弹坦克都充作了肉搏的背景，场面不减。且不谈王千源、吴彦祖二人能不能接过武生衣钵，赤条条走进澡堂直接开打，未免太不负责任。

总体来说，影片只能说是个虎头蛇尾的行活。但作为一部打发时间的爆米花片，却也堪堪及格了。

电影中的阴阳两面

今年，受疫情影响，电影市场表现不佳，本月更是出现了最差成绩。根据影视垂直媒体“壹娱观察”统计，11月影院的惨淡之状几乎与7月份刚复工水平靠近。前半个月，全国影院仅产出票房8.76亿，较去年暴跌55%，创下2013年以来的同期最差表现。全国大量的影院都已暂时将三分之一的影厅关闭，在运营上也作出了调整，不再安排中午12点前和晚上10点之后等冷门场次，不再雇佣小时工和专门清洁人员，以压缩用工成本。

《除暴》的出现，总算在这个冷门档期稍稍挽回了一些局面，意料之外，但也在情理之中——内地观众太需要一点阳刚之气了。

北京电影学院导师徐皓峰曾在点评吴宇森的《赤壁》时提到观点：商业片是阴阳互补的。阴阳两面，分别满足的是大众不同的心理需求。

商业片是阴阳互补的，大众一方面需要被震慑，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泄，崇拜欲和诋毁欲是大众心理的阴阳两面。崇拜，建立某种价值，产生一个强者，观众会有“我等于他”的感慨，于是感觉良好;诋毁，则是毁掉某种价值，产生一个弱者，观众会有“他不如我”的感慨，从而感觉良好。商业片的目的，就是让人自信地活下去。

——徐皓峰《刀与星辰》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香港电影在内地处于强势地位，其中的阳面主要通过杀手、抢匪、飞车党、古惑仔等“江湖人”形象来确立。虽然明知此生活方式不健康，且多没好下场，但青少年们总忍不住模仿其行为举止。《古惑仔》系列影片拍到第四部，陈浩南本人都只好亲自站出来，在课堂上亲自教育学生们“不要加入黑社会”——此片段突兀，有悖电影叙事原理，只能理解为教育宣传需要使然。

但抛却负面影响不谈，这种情怀终究构成了一代男人的青春记忆。《除暴》中数次出现吴宇森《喋血双雄》画面，或许也是导演私人情怀的投射。

千禧年后，动作、黑帮电影均式微。内地本土商业片崛起，但却以阴面居多，以反思(如陆川、张艺谋、曹保平、刁亦男等的社会片)和调侃(如冯小刚、宁浩、徐峥等的喜剧)为主。少数阳面电影都缺乏现实主义题材特有的代入感，如《英雄》《叶问》《霍元甲》等属于讲古;姜文电影则充斥隐喻，观影像猜谜;《激战》《破风》等各类体育题材电影又太小众。绕了一圈，观众还是只能上好莱坞寻找强者形象。大众潜意识导致的结果，就是服饰皮鞋广告，甚至内裤外包装上全是白人男模，委实令人无奈。

吴京《战狼》系列大爆，其实也是内地电影市场多年阴盛阳衰后的大反弹。经过商业验证后，许多影片都试图在军事题材中找寻阳面，塑造了一批大无畏的军人形象。然而集体阳面令观众崇敬有余，却很难产生“我等于他”的感慨。一些导演为了找补，给个别士兵加上吊儿郎当、不守军纪的性格特点，却反而模糊了人民军队的超强纪律性，结果是两头不讨好。

《除暴》结尾打出一行字幕：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治安状况最良好的国家之一。再度提醒我们：这个故事只是一场回忆，不必当真。

人终究是要向前看的。回忆这种事，一两次可以，次数多了，难免疲倦。

向前看，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可持续的阳面类型，而近年来，全球也大有阴盛阳衰之势。在好莱坞，史泰龙、凯文·科斯特纳、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等老硬汉日渐老去;国内，许多喜剧将舶来的英雄形象作了解构，但本土英雄还没能成功确立起来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或许偶尔回忆一把，也总比没有要来得好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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